中華多元文化藝術復興協會

現代化服務業與民主化之關聯(一)    /趙友綺

（註：本文節錄自：中華多元文化復興協會副秘書長趙友綺論著：《臺灣地區總統直選與中共民主化1996-2012》，第四章，第五節，2013年）

     服務是為他人服務，服務業就是為他人服務的群體。

      服務是為他人服務，服務業就是為他人（顧客）服務的行業或企業體。能夠獲致顧客滿意，企業就能茁壯，就能永續；不能獲取顧客認同，企業就會關門結束。如果引用到政府的行政體系，以及人民支持認同的政治模式，也應該是一樣的。人民得滿意跟顧客的滿意是一樣的，永遠是企業主及執政者的目標。

      台灣及其他東亞國家依靠發展型國家模式而成功地發展了經濟。近年來東亞民主化帶來的變化，是否導致發展型國家模式的解體，瞿宛文教授以上列觀察，並舉臺灣為例，說明臺灣在經濟上增號稱亞洲四小龍，政治上有政治奇蹟之譽，而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是否會妨礙經濟的發展，以及臺灣在發展經濟過程中，經歷了工業化、自由化、全球化及民主化的重大變化及轉型過程的互相影響。發現一是民主轉型中社會議題之爭議趨向黨派化，使得社會對如何修正發展優先政策不易形成共識；二是就政策目標是否能持續以整體經濟發展為考量而言，發現民主競爭模式造成之分化及黨派化考量，對此帶來挑戰；三是討論主導性經濟理念的變化，發現民主運動對以往之全盤否定，也導致從以往之發展為先的理念轉變為以新自由主義為主導，無助於對全球化影響的因應；四則論及民主轉型中形成的主流論述，因強調台灣新國族的打造，未能處理台灣經濟重新定位的問題，也使得台灣經濟願景難以形成。 (註：《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台灣發展型國家的不成功轉型》，瞿宛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4期。2011年 9月，頁243-288)

      中國大陸則從1978年開始採取先以經濟改革為主，其他事情則等一部分人民富起來再說。因此民主轉型自然就順理成章列為人民及學者們最不能接觸及挑戰議題，因為中共認定無經濟基礎的民主運動，容易成為暴民起義的後果。而中共在無選舉更換執政壓力、無政黨對立、較少族群省籍情結，以及不主動挑起海峽統獨議題壓力，可以全力先發展中國經濟。既然民主政治的民主化是改革第二部曲，也許或是中共根本不願主動或是碰及，但是中共要全盤富起來的經濟發展策略，以及全球化民主思潮衝擊，在臺灣的民主化反攻過程中，是否會彼此碰撞發展或產生民主改革火花。而且中國大陸有了經濟快速發展及崛起實力，以及成長快速的現代服務業，所秉持顧客至上的服務思維，也會是中國大陸民主化過程的發展助力。本節即以現代化服務與民主化思維的相互發展作一論述，其他有關民主轉型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及作用，自有專家宏著闡釋，不在本文探討。

     中國大陸被認為是以一個擁有如此眾多人口，如此糟糕政府的國家，1978年以後的開放（指政治自由化）幾乎原地踏步，而改革（指經濟自由化）卻大步向前。中共政府到底如何能讓大陸民眾完全釋放生產力，卻又維持平和政權穩定，一直令西方觀察學者好奇。(註：《國家競爭力》，Richard H. K. Viter 著，李隆生、張逸安譯，76頁，臺北，聯經出版社，初版，2007年)

   所以中國大陸即使在目前民主化的全盤改革，或實質上的政治自由享受等，以及直接選舉制度，仍然缺乏條件下，但能卻利用堅強有力、有中國特色的中央集權政府，去施行緩慢自由化的改革開放政策；即使制度不好，經常官員腐化，但是政府權力只要集中於有見識的領導階層就是足夠了。(註：《國家競爭力》，Richard H. K. Viter著，李隆生、張逸安譯，107頁) 

     中國改革開放帶動服務業興起成長轉型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讓連帶讓「為人民、為顧客」服務的經濟層面的服務型企業也開始轉型，朝向企業化、商業化的經營模式。如何提供真正人性服務，讓顧客滿意的服務思維，取代了以往「為人民服務」的僵硬教條。而在中共十六大及十七大的加強現代化服務業的政策激化中，也多少又加速推動現代化服務業。服務業的成長轉型，及大量外來資本湧入、專業服務業技能、領導幹部人員、服務員工培訓制度等國際成熟經驗的傳承灌輸，也潛移轉化成了大陸民主化的另一種隱性、潛在的快速成長，以及社會各層面及經濟領域換位實施民主化的痕跡。

   改革開放，在振興經驗，以及讓一方先富起來的要求下，大量製造業帶動大量勞工以及大量外匯，新興城市的建設開發，也引進了勞力移動及收入增加。雖然整體國民所得仍然不足以談到整體服務業的興盛，但是食衣住行的服務業逐步從滿足生理需轉型到滿足心理欲求的型態，而且又因人口集中、財富重新分配等，促成了育樂方面的興起，以及教育投資的完善，反覆循環，又快速提升服務業的數量和內容變化。早期的大型服務業以西方移入的企業為主，並未能讓大陸人民感受到真正服務業的「顧客為先、人性為本」民主精神和自由內涵。